清光緒元年至六年之間，劉盛率領三十余人進入梵凈山，自稱“黑地大王”，踞山抗清，后經貴州巡撫岑毓英親自臨山督剿始平（詳情見本輯“抗暴斗爭”節）。對于這股義軍的成分當時的史料就各自說法不一，近年出版的史料對這支隊伍的成分和性質更有一些新的說法，歸納起來大體有這樣幾種：
1. 為張秀眉起義軍殘部?！躲~仁府志》稱：“清江八弓苗匪，經席（寶田）軍剿平后逸出老賊”。
2. 清咸同間以號軍為主的義軍殘部?！顿F州通志》：“梵凈山逸匪，實擾川、湘、黔老賊，百戰之余，不盡八弓漏網逆苗?！保ā顿F州通志》轉引《銅仁府志》前說的按語）。
3. 清軍叛軍。見岑毓英給光緒帝的奏章：“該匪（劉盛等）曾經當勇，因結為哥老會，于光緒元年謀反，連陷下江，永從（今從江）等城，當經官軍擊敗，退踞馬鞍山，旋復竄踞梵凈山……”。（《東華錄》）。又，1985年出版的《江口縣文史資料》中《黑地大王劉滿在梵凈山區的斗爭》、《劉滿起義軍探源》兩文均主此說?！短皆础芬晃淖髡吲c其他人合作題名《“旗軍”在梵凈山的反清斗爭》一文中，還將這支隊伍命名為“旗軍”。1994年貴州《史林志》第四期作者張鳳科撰寫的《梵凈山四十八大座佛教腳庵興衰記略》一文中接受了“清軍叛軍”、“旗軍”的說法，稱：“光緒元年（1875年），清軍在古州（今榕江）一帶集訓，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秘密在清軍中發展哥老會。哥老會起義失敗后由黑地大王劉滿率領的一股殘部從岑鞏進入梵凈山……”。
4. 以太平軍為首的苗、號義軍余部。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概況》：“太平天國石達開入川失敗，散流貴州的太平軍與張秀眉農民軍和號軍等聯合抗清，不久亦先后被鎮壓。余勇劉勝率三十多人輾轉至岑鞏馬鞍山。于光緒元年（1875）乘朝梵凈山之期，佯裝清軍兵勇進山?！苯灾慰h文史資料有關文章中主此說。
以上四種說法中，一、二、四種說法有類似之處，均認為是咸同年間的義軍余部，只不過第一說只認為是張秀眉領導的苗民義軍余部（《府志》）。第二說承認第一種說法，卻認為還有其他義軍余勇參加（《通志》按語），不過所說：“實擾川、湘、黔老賊”所指很不具體，而且語氣也系推論性質。第四種說法贊成《按語》的意見，并進一步指明這支隊伍具體的組織成分。
與上三種說法迥然不同的是第三種說法，即“清軍叛軍”說。這一說看來已有流為定論的可能，甚至連“旗軍”的稱謂也已被人引用。為了澄清史實，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探索。
“清軍叛軍說”出自岑毓英的奏折。岑毓英是親自平息這次事變的主帥，被俘虜的義軍都經他親自審訊，應該說他的奏折是最為可信的。但從他的奏折全文仔細研讀，就發覺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之處；如再參查其他史料，則說不通的地方更多，如文中有這樣一段：“……近日匪黨除前后殺斃逃散外，尚有長發老賊，賊首自稱‘黑地大王’楊滿又名劉滿……該老賊均已薙發，意欲逃往湖南?！绷韮傻雷嗾壑幸灿小熬瘸霰惶攱D女田戴氏等三名，均系良家婦女。及訊其賊情，僉供未能深悉，但見有長發老賊六名，伙賊約有一二百名”、“訊悉梵凈山蓄發匪首實有六名，此次出竄，已擒殺二名，其死黨尚有百余人”。從以上引文中可以肯定這樣幾點：1.初入山時的三十多人中，為首的是“劉滿等長發老”；2.入山時有“長發老賊”多人，經過六年來的傷亡，在光緒六年岑毓英破山前尚存有六名；3.“長發老賊”與“伙賊”并稱，足見“長發賊”與“伙賊”是兩種不同的概念；4.“賊首”劉滿是“長發老賊”。由以上幾點我們便會得出這樣一個疑問：這些與“伙賊”不同的“長發老賊”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從1850年（清道光30年）太平天國起義到清末的歷次人民反清起義事件中，清政府的史料和其它文字資料對每一次起義的義軍都有其專用的蔑稱術語，從不混淆。如稱太平軍為“發匪”或“長毛賊”，稱稔軍為“稔匪”，稱張秀眉義軍為“清江苗匪”，或“八弓苗匪”，稱號軍為“教匪”……從統稱為“匪”或“賊”的史實可見岑毓英奏折及《府志》、《方志》中提到的“長發老賊”指的便是太平軍余勇。既是太平軍，如何又到清軍里面當起兵勇來？此其一。其二，如果如岑毓英所言，這些人確是清軍兵勇，于光緒元年才叛變出來的，那么，光緒元年夏歷六月梵凈山朝山之期就進入梵凈山，怎么一下子就會變成了“長發老賊”？其三，奏折中多次提到“長發老賊”，《銅仁府志》也記道“光緒元年，有老賊三十余人，匿于梵凈山，時出焚劫?！彼^“老賊”，顧名思義就是“作案多年的賊”，那么光緒元年才叛逃并于當年六月就進入梵凈山的清軍叛軍如何便稱為“老賊”？是用詞不當或筆誤嗎？岑毓英是附生出身，做過多年的封疆大臣，不會在其奏疏中反復出現這種不當的措辭和筆誤，而且《銅仁府志》也不會同時出現這種錯誤。《銅仁府志》和《貴州通志》都稱初入山的這支隊伍為“百戰之孽，最精火器”、“多年老賊，百戰之余”。據岑奏所言光緒元年才叛變的兵勇，就算是當年正月叛逃的吧？到當年六月進入梵凈山，時間經過僅半年，戰斗經歷無非“連陷下江，永從（今從江）等城”，當經官軍擊敗，退踞馬鞍山，旋復竄踞梵凈山”能稱為“百戰余孽”、“百戰之余”的“多年老賊”嗎？可見岑毓英“清軍叛軍”說法不通。
另外，岑毓英為了使其“清軍叛軍”的說法更為可信，便杜撰出劉滿（劉盛）的籍貫是“貴州安化縣人”，既是“貴州安化縣人”，這個“長發老賊”自然不會是太平軍。劉滿何許人也？《印江縣志稿》在岑毓英破山時曾作過思南、印江管轄的梵凈山部分向導的《廖云鵬參軍傳》中稱“湘人劉瘸子”，說他是湖南人。傳稿作者和廖云鵬是同時代人，并且是朋友。印江東、南境又是劉盛義軍主要活動區域，當時義軍的許多情況可說都是作者朝發夕聞的“親聞”資料，是可信度最大的資料，怎么會把鄰縣安化（即現在思南、德江大部縣境）的劉瘸子說成是湖南人呢？再說，劉滿（劉盛）如果真是安化大水溝人，象他這樣“破屯百余、殺人無算、紳民紛紛上訴，大吏日夜焦思，乃防剿練軍數千眾，遷延歲月五六年，糜餉不計數，更換統領實繁有陡”（《銅仁府志》）“大逆不道”的人，按照清朝的法律，是抄家滅族的大案，如印江縣現徒溪鄉的嚴黑三，于咸豐九年（1859）響應號軍起義，咸豐十一年（1861）失敗被殺。和他一同起義的群眾除戰死的外，被俘的全部被害。義軍根據地核桃坪地方四十多戶人家無論老幼亦全部被殺，房屋夷為平地，嚴黑三及起義群眾的田產全部充公，作木黃正本書院的學田，至今還存有思南府正堂的碑記。嚴黑三事件當時對清政府來說算是疥癬小疾，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而在印江北路一帶直到解放后年紀大的人幾乎都還知道，印江全境亦廣為流傳，筆者年輕時就常聽父老講述過。象劉盛這樣驚動了當時朝廷的大案，發生時間還比嚴黑三晚二十來年，卻從未聽人說過？筆者未考證過安化的這個大水溝究竟在現在什么地方，但總在現在思南或德江境內吧？在咸同年間轟轟烈烈農民起義運動被鎮壓之后，劉盛這支踞山抗清隊伍應該是黔東乃至貴州全省的一件大事，大水溝地方總還應該有一些遺事或遺跡，為什么從未見過思南或德江有關史志資料記載過呢？解放后思南、德江從事地方史志的同志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比劉盛事件發生時間早（如號軍起義），規模和影響小得多的人和事，都有過翔實的反映，唯獨對這位曾經叱咤一時的義軍領袖卻只字未提，豈咄咄怪事！這只能說明安化大水溝根本沒有這個劉盛、或劉盛根本不是安化大水溝人，而是“湘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岑毓英的“清軍叛軍說”和劉盛的籍貫的可信程度了。
贊同“清軍叛軍說”的同志有幾個論據也值得商榷，一是根據岑疏中對幾名義軍骨干籍貫的記述，認為除劉滿（劉盛）是安化人（實際是湖南人，已如前述），楊德籍貫不詳外，其余都不是貴州或廣西人，從而得出結論如系張秀眉余部就必須是黔南、黔東南人，如系太平軍，必須是廣西人。并說：清政府為了鎮壓各族人民起義，曾屢次調四川、湖南、廣西等省官兵入黔作戰，外省人多證明是清軍叛軍。筆者認為，籍貫不能說明一支隊伍的來源。人是可以流動的，不說隊伍，就是固定的住戶也還互相遷徙，但籍貫也可作客觀參考。太平天國起義前后十五年，縱橫十余省，由數千人發展到數十萬人，建國后主要以湘、鄂、贛、皖、蘇為根據地，隨時隨地都有兵員補充，豈能全是廣西人？且岑疏中主要指的是義軍中幾名頭領的籍貫。頭領中少貴州人或廣西人，不僅不能否定隊伍中沒有太平軍、苗民義軍或其他義軍，恰巧證明這支義軍的領導班子是身經百戰的外來人，即太平軍戰士（關于這個問題后面還要論及）；二是認為苗族起義隊伍在軍事首領以下無組織稱號，太平軍的軍事組織為軍、師、旅、卒、兩、伍，而這支隊伍卻分五色旗號，近乎清軍分旗的組織形式，所以是清軍叛軍而非太平軍或苗族起義軍?？匆患乱ǔ＿_變。此論是指其常而未考慮到變。須知這支隊伍是以太平軍為首的苗、號義軍后期作戰中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自然組合起來的隊伍，初入山時的三十余人只能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不需要亦不可能按照某種軍事組織的形式來套，以后人員逐漸增加，為了戰斗需要才有必要采取某種形式組織起來。這支隊伍最多時也不過兩百多人，自然不可能按照太平軍數十萬人的組織形式來分什么軍、師、旅、卒……正由于他們中間有一些見過世面，有一定戰斗實踐經驗的人為領導才能采用一種適應他們實際情況的組織形式。用五色旗分作戰斗單位，每色旗約四、五十人，既便集中，又便分散作戰和識別，非常適應山區的戰斗行動。事實上，臨戰時以旗幟顏色分作戰斗單位，古來即已有之，遠在漢末的黃巾軍、三國時各路諸侯的隊伍，近至宋明義軍甚至政府正規軍，作戰時都有過五色旗號的記載。岑疏中所說的“執旗賊首一人名羅秀”、“生擒手執紅龍旗蓄發匪首曾萇輕”只能說明他是某支隊伍打著某種旗號的旗手，或某支隊伍是打著某種顏色的旗號，不能肯定地說這支隊伍就叫什么旗、或旗就是這支隊伍的軍事組織名稱。如果是一種軍事組織的稱謂，那么它的上、下還有各級組織名稱，如太平軍的伍、兩、卒、旅、師、軍，近現代的班、排、連、營、團或小隊、中隊、大隊、分隊、總隊等。這支隊伍在旗以下或旗以上還有什么組織呢？事實上，這支隊伍仍然是“在軍事首領下無組織稱號”的隊伍，領袖劉滿自稱黑地大王，無品無級，初入山時人少，聽劉滿和幾位有軍事素養的人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人多了分作幾股，各由一名頭目為主來領導，或統一聽劉滿指揮行動、或分散由頭目自主行動、每股用一色旗號作標識，如此而已。怎么能因他們打著不同顏色的旗號就把他們和清軍的八旗聯系起來而說是按清軍組織編制的清軍叛軍？如果此論成立，歷史上凡是打著不同顏色旗號出現過的隊伍都是仿清軍軍，歷史上凡是打著不同顏色旗號出現過的隊伍都是仿清軍編制的清軍叛軍了？事實上清軍的八旗并非是一種軍事組織，而是清代滿族統治者統治滿族的軍政合一的組織，稱滿州八旗。以后又根據歸附者的民族性質分為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類似民國時期的中央軍或地方軍、正規軍和雜牌軍一樣，是不同軍事集團性質的分別。清軍的軍事編制各旗下均分為標、協、營、汛。標有中、前、左、右營，營有中、前、左、右哨。營轄百人稱百長，百長下有什長。所以義軍以五色旗作各戰斗單位的標識，不是一種軍事編制，更與清軍的“八旗”扯不到一起，當然也不能作為“清軍叛軍”的佐證。至于把歷史上這支隊伍由后人硬給命一個什么“旗軍”的名，不僅不貼切，也是不嚴肅的。
根據以上分析，“清軍叛軍”說是沒有根據的，漏洞百出的。也許有人要問，封建時代臣子對皇帝所上的奏章是嚴肅的，稍有不實就有欺君之罪，輕者丟官，重者滅門，岑毓英有什么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杜撰這個“清軍叛軍說”呢？我想岑毓英宦海浮沉多年，又身居要職，決不會是一時的疏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或某些宦場中的忌諱，筆者不能妄加揣度，何況對此事朝廷關注的是事態平息沒有，其它問題是不會深究的。
那么，這支隊伍的來源和成分究竟應該怎樣看呢？
筆者認為，這支隊伍是以太平軍戰士為領導的，與苗號義軍余部戰士組合起來的反清義軍。他們是在各自反清斗爭失敗后幸存下來的身經百戰的堅強戰士，抱著與清政府不共戴天的共同決心組合起來。在反清的斗爭中，逐漸吸收了咸同年間起義軍潛伏下來的游勇，不堪壓迫剝削的農民，也可能有一些清軍中叛逃的兵勇，最后發展至二百多人的隊伍。不管后來隊伍的成分如何，筆者以為確定一個集團的成分和性質主要應從倡議者和領導集體來看。說這支隊伍是“太平軍戰士領導的，和苗號義軍余部戰士組合起來的反清義軍”根據如下：
隊伍里有太平軍，前面已經論及，不再贅述。從前面關于“長發賊”的引文中還可以看出，多數提到“長發賊”的地方都加上“賊首”、“匪首”字樣?！昂诖笸酢眲M（劉盛）是“長發老賊”、是全軍的領袖已不必說，其他如“生擒手執紅龍旗蓄發匪首曾萇輕”、“訊悉梵凈山蓄發匪首實有六名……”都說明這些蓄發的“長發老賊”都是里面的頭目。其實在民間一直就稱這支隊伍為“長毛賊”，筆者是梵凈山麓人，已年近古稀，幼年時就常聽六、七十歲的老年人講述梵凈山“長毛賊”造反的故事。據說“長毛”還在我家鄉附近活動過。這些老人當年二十歲上下，許多故事都是親見親聞的?，F在調查梵凈山麓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大都還能轉述梵凈山“長毛”的一些故事。老百姓一致稱這支隊伍為“長毛賊”不是沒有原因的。
1. 是太平軍、苗、號義軍余部組合的隊伍。
在苗、號義軍戰斗后期，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兩軍就常常配合作戰、混合作戰。你中間有我，我中間有你。據《東華錄》所載，穆宗同治元年（1862），當銅仁協副將慶瑞六月十九日進攻在茶寨的號軍時，苗族義軍就分三股進攻玉屏、玉溪等地以配合。與此同時，署思南知府陳昌運又接到通知：“苗教賊匪約四千人，欲犯青溪、思州”。石達開于1862年率軍入貴州后，“貴州苗、教起義軍大舉響應、彼此聲援，整個貴州除省城貴陽外，幾乎全部被石達開及苗教義軍所占領?！保ā吨袊贰ど蟽浴罚?。太平軍在與苗、教義軍互相配合作戰中，不少太平軍就直接加入了苗、教義軍的隊伍，1863年石達開入川時沒有隨石達開入川。據《東華錄》載：“穆宗同治元年（1862）銅仁協副將慶瑞會合楚軍于五月廿九日直抵官墳壩賊巢，三面夾攻，殺斃長發賊首六名，賊伙無算”“六月十九日，乘勝進攻，直抵茶寨，督隊分左、中、右三路環攻，殺斃長發賊一百余名，賊二百余名”、“丙寅五年（1866）三月，思南兵團，迭敗白號教匪于梨子臺，紙房溝等處……統計是役陣亡弁練一百余名，連破大小賊營二十座，先后殲賊數千名，生擒長發老賊蘇老九等三十余名正法……”這些都證明太平軍入黔后部分戰士即已加入苗、號軍隊伍，主要是號軍隊伍（因號軍隊伍以漢族和土家族為主，在習俗語言上相通相同），并迅即成為這些隊伍的骨干。1863年石達開在大渡河兵敗遇害后，部將李文彩率領部分戰士，返回貴州，與苗、教義軍聯合作戰，直到1873年張秀眉領導的苗民義軍最后被鎮壓下去后才同時被滅。以上資料和分析都說明在“黑大王”劉盛（劉滿）進入梵凈山之前，太平軍和苗、教義軍早就已經形成協同作戰或混同作戰的事實。當1873年貴州土地上最后一支義軍——張秀眉領導的苗民義軍最后失敗兩年后的1875年，幸存下來的義軍戰士在劉盛等太平軍戰士率領下由馬鞍山進入梵凈山就成為合情合理的歷史事實了。同時也證明了《銅仁府志》所說的“清江八弓苗匪”和《貴州通志》按語作者“實擾川、湘、黔老賊，百戰之余，不盡八弓逆苗”的分析。這些太平軍、號軍、苗民義軍遺留下來的戰士，確乎都有十年以上的戰斗經歷，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陡尽?、《貴州通志》，包括岑毓英奏疏中一再提到的“老賊”、“長發老賊”、“百戰之余”、“百戰余孽”這些用詞，都可得到順理成章的圓滿解釋了。
1. 從義軍的來源來看這支義軍的組成
對于這支義軍的來源，各種資料都一致認為來自岑鞏馬鞍山。《茶殿碑文》直稱“馬鞍山賊首劉瘸子”。岑鞏馬鞍山一直是苗族義軍活動的主要區域，亦是號軍經常使用的根據地。如《銅仁府志》所載，癸亥二年（1863）三月“張亮基以徐河東署貴東道查辦荊竹園，賊（白號軍）走閔家場。張家寨賊降復叛應之，蔓延馬鞍山、龍頸坳……”，“九月（1863）黔楚兵攻克觀音山，搜剿梵凈山逃匪，包茅仙（號軍一部的首領）逸去……包逆逃至馬鞍山，糾匪數百人，意圖復逞”，“十一月（1866年）李元度進攻荊竹園……再據李元度咨報，本年六月，焚洗馬鞍山賊營后，即擬進攻荊竹園，奈為瘴疫所阻……”。由此可以想見，苗、號義軍和太平軍余部戰士最后選擇人地兩熟的馬鞍山為根據地堅持抗清，站不住腳后來到梵凈山（梵凈山亦是號軍經常使用的根據地）不是不用懷疑的事嗎？
綜上所述，光緒元年劉盛領導進入梵凈山的這支隊伍，是以太平軍為領導的苗、號義軍余部戰士組合起來的義軍，是一批不屈的戰士，決不是“清軍叛軍”，更不能稱為“旗軍” 。（李敦禮）
更新時間：2025-05-05 13: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