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末明初，天下局勢風云變幻，大江南北皆涌動著變革的浪潮。在西南一隅，梵凈山地區獨特的地理與人文環境，孕育出了一系列農民起義運動。這些起義不僅深刻影響了當地的政治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底層民眾對苛政的反抗與對生存權利的追求。本文將深入探究元末明初梵凈山地區農民起義的緣起、發展、興衰歷程及其歷史影響。

元末“火頭軍”起義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彼時的元朝已步入統治后期，政治腐敗，苛捐雜稅繁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地處梵凈山的仁溪里（現朗溪鎮），土百戶楊再森奉上級指令，在當地逐戶攤派沉重的捐賦。這種不顧百姓死活的行為，猶如在干柴上扔下火種，瞬間點燃了土民們心中的怒火。長期被壓迫的土民們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楊再森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民憤中死于非命。

楊再森之死成為了起義的導火索。隨后，緊鄰仁溪里的朗溪、思邛江（現印江）、水特姜（現德江）等地的農民，紛紛響應，自發組織起了一支名為“火頭軍”的隊伍?！盎痤^軍”之名，或許寓意著他們如烈火一般，要燒盡這世間的不公。他們緊緊依托梵凈山復雜的地形，與官軍展開了長達五年的對抗。

梵凈山，層巒疊嶂，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火頭軍”憑借對當地地形的熟悉，在山林間穿梭自如，時而設伏襲擊官軍的運糧隊，時而突襲官軍的小型據點，打得官軍措手不及。官軍雖多次組織大規模圍剿，但往往在山中迷失方向，被“火頭軍”牽著鼻子走。然而，起義軍內部缺乏統一的戰略規劃與長遠的目標，且元朝軍隊在經歷初期的混亂后，逐漸調整策略。至正十六年（1356 年），元軍以張應龍為內應，里應外合，對“火頭軍”發動總攻。在元軍強大的軍事壓力下，“火頭軍”終因寡不敵眾，被鎮壓下去。

陳友諒敗兵入梵凈山

至正二十年（1360 年），南方的政治軍事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明太祖朱元璋此時已在江南地區崛起，與南方起義軍首領徐壽輝、陳友諒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徐壽輝與陳友諒原本同屬紅巾軍系統，但隨著勢力的壯大，二人矛盾逐漸激化。陳友諒為了爭奪領導地位，悍然發動內戰，弒殺徐壽輝，自立為王。然而，陳友諒的這一行為引發了內部的分裂與動蕩，其勢力也因此受到削弱。

不久之后，陳友諒在與朱元璋的決戰中，于鄱陽湖一戰慘敗，自己也命喪當場。陳友諒的部分敗兵在混亂中自湖南退入梵凈山。此時的梵凈山，又一次成為了軍事力量的匯聚之地。朱元璋的駐南部隊與思播二州的土兵，迅速對這些敗兵形成合圍之勢。

被困在梵凈山的陳友諒敗兵，面臨著糧草斷絕的絕境。他們在山中四處尋找出路，但無奈被圍得水泄不通。長達一年的圍困，使得敗兵們軍心渙散，疾病橫行。最終，在饑餓與絕望的雙重打擊下，所剩殘軍不攻自散，有的選擇向官軍投降，有的則在山林中默默死去。

明初“五溪蠻反叛”

元朝的覆滅并未給梵凈山地區帶來長久的安寧。明洪武五年（1372 年），在明朝統治逐漸穩固的同時，梵凈山地區印江、朗溪、烏羅一帶的羅、吳、楊、石、王、龍、游、乜、咎九姓苗民，聯合辰溪、沅溪、巫溪、酉溪五溪土家苗族人民，為了推翻土司的殘酷統治，再次揭竿而起，歷史上稱這次起義為“五溪蠻反叛” 。

此次起義的參與者，主要是梵凈山腹地的諸多村寨土著苗民。地處梵凈山腹地的張家壩、昔土壩、合水、坪柳、兩河、曾家坳、落坳、新場、新業、新民、木黃、建廠和地茶壩一帶，生活著眾多深受土司壓迫的苗民。他們在羅大車、羅大保等頭領的帶領下，得到了酉陽民族頭領楊絨飛、王化閃等人的支持，公開舉起反對官府、拒交土官賦稅的大旗。

這些起義者們深知，若要與強大的官府對抗，必須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于是，他們分片區訓練亦農亦兵的土兵，平日里，這些土兵們在田間勞作，維持生計；一旦有戰事，他們便能迅速集結，奔赴戰場?！熬鄱杀?，散而為民；召之即來，令之善戰”，正是對這支隊伍最生動的寫照。他們以梵凈山為活動中心，開展靈活多變的游擊作戰，不斷襲擾思州宣慰司的統治區域，使得思州宣慰司的半壁江山不得安寧。

思州宣慰司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自然不會坐視不管。宣慰使急忙派沱江宣撫使田儒銘親率五子，即茂文、茂武、茂弼、茂良、茂能，統領三千土兵，從湖南鳳凰縣直撲松桃、印江，妄圖一舉鎮壓農民起義軍。田儒銘等人每打下一處地方，便以田氏家族為核心，建立長官司政權，企圖通過這種方式穩固對當地的統治。

然而，梵凈山的地形成為了起義軍天然的保護傘。這里地盤遼闊，山巒起伏，關隘眾多，起義軍在此攻守皆宜。再加上起義軍經過長期的訓練與實戰，早已訓練有素，能夠做到聚散自如。田儒銘多次組織清剿行動，均以失敗告終。盡管在朗溪勉強建立了長官司，并封第五子田茂能為長官，還賜封了二十余個土百戶和土將軍，但這些舉措對于平息起義而言，都無濟于事。土民們的反抗熱情絲毫未減，田茂能甚至因土民的持續騷擾，始終不敢到任履職。

“五溪蠻反叛”的失敗

面對久攻不下的局面，田儒銘并未放棄，而是開始謀劃更為陰險的計策。洪武十五年（1382 年） ，他利用居梵凈山北麓的土百戶楊正保，讓其打入起義軍隊伍內部，充當內應。楊正保憑借與部分起義軍頭領的舊相識關系，逐漸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得以在起義軍內部活動，為田儒銘傳遞重要情報。

與此同時，田儒銘還命部分軍隊在今新業鄉的平所村一帶安營扎寨，形成對起義軍的威懾之勢。他還別出心裁地制造了大量的假銀鈔，企圖用這些假鈔去收買起義軍內部的部分意志不堅定的頭領。在他的多方運作下，思邛江長官司長官張坤載認田儒銘為義父，厥冊蠻夷長官司長官任嗣宗與田儒銘攀成表親，當地豪紳楊自謹也與田儒銘認了表弟關系。通過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田儒銘對起義軍展開了周密策劃的瓦解行動。

在田儒銘的糖衣炮彈與威逼利誘之下，起義軍隊伍中部分人員收受賄賂，逐漸喪失了斗志，勇氣銳減。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五日，田儒銘認為時機已到，下令長官司分兵數路，向起義軍安營扎寨的大水溪、陳家坡、袁家林和團龍一帶發動總攻。

起義軍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官軍多路圍攻，頓時陷入混亂?？傤^領羅大保在袁家林奮力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力竭被俘；副頭領羅大車在大水溪與官軍展開激烈拼殺，也不幸被俘；楊絨飛被楊正保用假銀鈔誘降。其余將士們雖拼死抵抗，但無奈大勢已去，全部遇難。部分沖散的人員，僥幸輾轉逃回家中，然而，他們并未逃脫厄運，后來在官府的“清戶”行動中，也慘遭劫難。羅大保、羅大車被押送至合水，在今蓮花穴英勇就義，“五溪蠻反叛”以失敗告終。

起義對梵凈山地區的影響

盡管元末明初梵凈山地區的農民起義最終都以失敗收場，但它們對當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政治方面，這些起義沉重打擊了元朝與明朝初期在當地的統治秩序。無論是元朝的官軍，還是明朝思州宣慰司的勢力，都在起義的沖擊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統治權威受到了極大的削弱。起義也促使明朝政府重新審視對梵凈山地區的統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以緩和民族矛盾。

在社會層面，起義使得梵凈山地區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土司制度雖然依舊存在，但土司們的統治基礎受到了動搖。一些在起義中表現活躍的村寨，通過反抗斗爭，在一定程度上爭取到了相對寬松的生存空間，減少了部分苛捐雜稅的負擔。同時，起義也促進了當地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在共同反抗官府的過程中，苗民、土家等民族并肩作戰，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與信任，文化、習俗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頻繁。

在宗教領域，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戰亂持久，但梵凈山山中的名寺天慶寺、天池寺（護國寺）、天林寺等并未遭受多大的破壞，佛事活動依舊進行。這些寺廟在戰亂期間，甚至成為了部分難民的避難所，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棲身之地與精神慰藉。寺廟的僧人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了救助傷者、掩埋尸體等善后工作中，為恢復當地的社會秩序貢獻了一份力量。

元末明初梵凈山地區的農民起義，是特定歷史時期下，底層民眾為了生存與尊嚴而進行的英勇抗爭。它們雖然被鎮壓，但卻如同一顆顆流星，劃過歷史的夜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為后人研究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歷史素材。（肖忠民）

更新時間：2025-05-05 13:56:53